摘要：但是按照刑法因果关系的逻辑分析学说，行为人的侮辱行为通常不足以致人死亡，也就是说行为人的侮辱行为不是甲死亡的充分条件，但是在具体的情况下，这样的侮辱行为能够引起他人自杀，没有该侮辱行为，被害人就不会自杀，可见，行为人的侮辱行为是被害人自杀的必要条件，而自杀是死亡的充要条件，那么，经过自杀这一介入因素的传递作用，就建立了行为人的侮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之间的必要条件关系。 ...
即帝国法院通过一种特殊类型的错误—法律效果错误，旨在不修改现行法律的情况下，扩大第119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保护部分动机错误，二是通过行为基础丧失理论，扩大第119条第2款的适用范围。
[28]转引自班天可：《罗马法上的法律错误溯源》，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第138-154页。如某商店以50元一双的价格销售真皮皮鞋，并且承诺假一赔1000，该商店老板认为该承诺从法律角度来看是无效的，后甲购买了5双该皮鞋，经过鉴定发现该皮鞋不是真皮的，故要求该商店赔偿5000元。
1.日本旧民法明确规定救济法律错误 日本旧民法中法律错误单独规定在第311条中，根据该条，发生在合意的性质、原因或效力上的法律错误可以阻却合意，而发生在物或人资格上的法律错误，只在物或人的资格具有决定意义时才构成合意的瑕疵。此外，在物权受损的情况下，如因法律错误而错误交付，则不论是法律错误还是事实错误，也不论是男子还是女子，都可获得救济。第119条第1款规定了两种可撤销的错误，即表示错误与内容错误，第2款中规定了构成性质错误的动机错误。[13] （2）法律与自身利益密切，行为人应当承担更重的注意义务 彭波尼在《萨宾评注》第3卷中写道，某人不知道他人的身份地位和从事的工作，与他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日本民法典中，该行为属于第95条规定的要素错误可予以救济。
[26]但对法律错误如何处理，早前美国法院认为，法律并不是事实，每一个人都应当知法，因此，对法律的认识错误不能成为主张合同无效的理由。[1]胡建勇：《意思表示错误之范围分析》，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6月27日第C03版。可能的解释是：被告有意制造的损害，由于有意，所以自然地、可能地引起相应加害行为。
此种损害赔偿亦可在恶意欺诈案中适用。故意侵害经济利益之恶意诋毁（malicious falsehood）指以口头、书面或者其他方式向第三人散布关于某人财产或人身的虚假信息，意图造成该人损害。在此案中，原告依约根据被告对拟购房屋质量所作的鉴定报告购房后，发现房屋须要大面积修缮，与报告书中所称的良好状况相去甚远。不论在何种场合适用（侵权或者违约），可以获赔的精神损害的范围均应允许根据被告不法行为发生时及其后的状况进行相应的调整{22}。
此情形即构成所谓无形妨碍（intangible interference），由此造成的损害被统称为舒适损害（amenity damage），学理上称之为舒适妨害或妨碍舒适（amenity nuisance or interference with amenities）{32}。法律界逐步认识到：诽谤法等名誉权益保护法只能对有关个人数据信息的失实陈述进行制裁，对于个人不愿公开的真实数据信息，普通法仍不能提供直接的隐私保护救济。
而此种赔偿在其实质和全部意义上亦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不过，在现代随着英国法律委员会工作的展开，人们得以在一般意义上思考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制条件问题。上诉法院直接改判陪审团的判赔偿数额是否妥当。这基本上可被归为一种本末倒置。
而《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每个人的个人生活、家庭和住宅都有受尊重的权利。See Bone V. Seal [1975]1 AU ER 787。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由此创立了一种新的骚扰侵权，而只能视作对妨害个人安宁行为的先例规则的扩展适用{11}另如，在记者未经允许进入接受脑外科手术的电视演员的病房拍摄并将照片公诸于众时，该演员亦无法以隐私利益为由阻止记者的行为{12}。此意见在判决中的采纳成就了本案在处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问题上的开创意义。
因而，在早期英国法中，纯粹的精神损害得不到赔偿，仅当此种损害附着于某些被认可的不法行为（wrong）时，赔偿才是可能的，精神损害赔偿由此被称为寄生的损害赔偿（parasitic damages）{39}。因而，尽管在1849年普林斯?阿尔伯特诉斯准吉一案{8}的判决中已经提及隐私保护问题，但隐私侵权的概念一直未得到英国法院的明确承认。
满足感的丧失（loss of amenities）所指情形包括：身体机能的丧失、肢体及相应感觉的丧失、婚姻期望的丧失、性功能的丧失以及工作乐趣的丧失等。相关意见或主张彻底取消神经损害这一损害类型，或取消加诸其上的各种限制条件，仅以可预见性为其限制规则。
过失侵权中，精神损害亦于近来作为索赔的独立诉因得以认可{40}。其二，对于遭受通常的损害的受害者而言，其索赔所须承担的证明责任较特别的损害赔偿要低，这表现了英国普通法对精神损害作为无形损害这一事实所持的尊重态度。目前，法院认可的最常见的神经损害症状是所谓后创伤性紧张失衡症（PTSD）[16]。与其不完备的精神性人格权保护体系构成对比的是，英国法有着较发达的实质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机制。See Vivienne Harpwood Principles of Tort Law, London :Cavendish Publishing Limited，2000, p.49.转引自前引{6}，胡雪梅书，第93页。被告于是走到原告面前愤怒地对着原告叫嚷并挥舞拳头，但马上被坐在原告旁边的教堂执事制止。
与之相应，英国法亦无经过一般化抽象而独立存在的精神损害救济规则，而是按照一种近乎就事论事的思路，针对实际需要，在每种相关侵权行为类型中分别展开其保护规则，而一任对于精神利益的保护停留于分散化的规范模式之中。法院的立场受到了英国法律委员会的指责。
若属故意致人精神恐慌，则按暴力威胁侵权救济规则处理。再加上英国法系传统的侵权责任是按应受责难之行为而非按所需保护之利益来构建的，立足于一般隐私利益进行概括式的立法保护显然不符合英国侵权法的创立传统。
大抵在英国人眼中，所有损害的后果绝非仅为相应的物质损失，另须考虑的（有时甚至更重要的）还有对受害方人格利益之完整状态的破坏。作者简介：方乐坤（1974—），男，河南固始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研究。
然而，如很多年前美国学者Thomas Atkins Street曾预言的那样：将精神损害赔偿视为一种寄生的损害赔偿，这仅是将其承认为一种独立责任基础的前兆，下一步即是承认独立的精神损害赔偿。因而，在英国法中，多数救济虽然以物质手段为主，但借着各种名义，该种物质补偿往往能够在数额上超过受害人遭受的实际经济损失。[9]Hunter v. Canary Wharf Ltd.[1997]2 All ER 426,451. [10]神经损害的最初称谓是神经震颤（nemnis shock），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用，现在在正式场合已被神经损害一词所取代。这意味着英国已经获得有关隐私权保护的基本法前提，从而为隐私权的系统立法保护提供了可能。
第二，起诉人与事故本身或其直接后果（immediate aftermath）之间，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必须具有足够紧密的关系。2.违约场合中的适用 传统英国法不承认违约场合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可能，后虽逐步有所改变，亦规定了极严格的限定条件。
神经损害问题在英国法中得以特殊关注，是与该法域向来坚持的仅赔偿有物理表征的极端精神损害的保守立场相一致的，神经损害赔偿问题并未超出英国法在处理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时的政策导向。[15]See Alcock v.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Police [1992].该案缘起于1989年的 Hillsborough 足球体育馆事件：球迷们获准进入已经人满为患的看台，结果造成踩踏，96名观众死亡，400名观众受伤。
对此，笔者认为：神经损害应为精神损害的一种特定情形，乃指精神损害达到了神经系统障碍这一器质性损伤的程度。（11）固执回避任何可能与自身可怕经历相联系的人或事，等等。
法院对被告课责的理由是：原告对被告实施暴力侵犯的恐惧和担忧是完全合理的。它反映了普通法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和无形损害的独特视角，表明普通法对于现代条件下人的整体性存在需求的法律理解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如上文所述，英国现行侵权法乃是一种具体的侵权行为法，它满足于规则的个案概括，而绝无如大陆法系那样的一般性抽象，其全部侵权法制乃在追求一种具体针对性或具体正义的过程中得以形成的。法院判处警察局承担实际损失赔偿费2500镑，加重赔偿费7500镑，鉴于被告警察人员行为之恶劣，又额外判处被告承担惩罚性赔偿费40000镑。
（一）名誉权益保护 名誉是英国制定法中唯一正面规定且显著得到强调保护的人格权益。[7]此类侵权是否属于非法侵害（trespass）侵权尚有疑问，因为对身体的伤害不是直接造成的，而是通过神经震颤造成。
但在实践中，陪审团判处的名誉赔偿数额过高的问题仍未解决。一般认为，能准确反映英国法限制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基本精神的规则体现在1991年沃茨诉莫罗案[20]的判决里。
陪审团易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而判处巨额赔偿。参见前引{6}，胡雪梅书，第93页。
